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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赴鄂医疗队的隔离病房里 患者需要各种心理疏导
  北京的医生护士 “治疫病”还“疗心伤”

  赴鄂医疗队的隔离病房里 患者需要各种心理疏导
  北京的医生护士 “治疫病”还“疗心伤”

  护士韩遵海总想为12层病区那个60多岁的老人做点什么,后者是北京赴鄂医疗队收治的首批患者之一,妻子已经因为新冠肺炎去世了。老人的身体在康复,但情绪一直低落。

  “您想吃点儿什么?要不给您拿点水果?”一连串的问候,回应大多是礼貌的谢绝。直到有一次,韩遵海问老人要不要剪剪指甲,他高兴地点了点头。

  北京医疗队抵达武汉40多天,病区的患者大部分都在好转。但在身体康复的同时,无法一同褪去的是治疗中的煎熬、对未来的焦虑,甚至亲人离世的冲击。协和西院的隔离病房之内,医生护士成了最直接的倾诉对象,从“治疫病”到“疗心伤”,这件事做起来并不容易。

  查房:随着好转,病人思虑在增多

  又是北京赴鄂医疗队世纪坛医院医生苑晓冬来查房的日子。

  12层病区西边的一间病房,住着医疗队首批患者里的一位老先生,苑晓冬进屋后跟他解释,肺部的损伤要慢慢恢复,急不得,“还是要尽量多吸氧,我看您10次有8次吸着,还有两次让我逮着没吸。”

  老人一下不好意思了,“哎呀,那两次是刚上厕所回来。”

  苑晓冬还关注着病区里一个姓朱的老人,他看出来,老人是个体力劳动者,耐受度好,血氧掉到80多都能扛着,还很朴实,总不愿意麻烦别人。每次见到他,苑晓冬都嘱咐,上厕所要按呼叫铃找护士,有时候他也“吓唬”,“现在是好多了,但您要是摔在厕所里,咱们可就前功尽弃了。”

  病区内大部分病人都在好转,但苑晓冬查房时说的话越来越多,转完40个病人,至少也要3个多小时。病人有了精神,思虑就渐多,除了治疗上的疑问,还有那些生活上的焦虑,也一股脑向医生倒了出来。

  之前有个中年人,总着急出院,恨不得想一天复查两次核酸,他说外面有个合同,工期快到了。苑晓冬只有一次次跟他解释仓促出院的风险,叮嘱要尊重疾病的发展规律。

  还有个老太太,总是念叨“将来三个儿女的婚事怎么办,最小的已经24岁了”。苑晓冬又被气乐了,宽慰她说:“24岁您就别操心了,我24岁的时候已经给家里钱了。”

  沟通:医患群里得讲究点“艺术”

  过去的十多天,在12层病区医患沟通微信群里,“核酸”这个词出现了56次,“出院”这个词出现了112次。

  已经出院的武强生在12层病区度过了23天,他总结出了病人们的几个特点:刚入院时,希望医生关注度都在自己身上,最好用上所有治疗手段;之后就是压力和焦虑,总喜欢问什么时候可以出院。

  武强生自己也经历过这样的阶段,2月底,他刚复查完第一次核酸,家里传来消息,3岁的儿子一直咳嗽、发烧。武强生急了,他36岁才有了这个孩子,“当时什么都不顾了,就想赶紧回家陪着他。”还好,孩子后来没什么问题,武强生这才安下心来。

  消除疑问和焦虑最直接的办法,就是一次次解答。

  “医生会严格分析大家是不是真的阴性!我们会努力排除假阴性再让大家出院!我们不单纯追求出院病人数量这个成绩!我们要严格把控出院质量!”12层病区主任丁新民是军医出身,说话严肃、直接,在给患者解释出院标准的时候,连着用了几个感叹号。

  苑晓冬跟患者交流是另外一种风格,他希望幽默一些,但也不能失了医生的权威,这里面讲一种平衡和艺术,“这个度挺难把握的”。

  作为土生土长的武汉人,武强生也觉得医生该努力维持自己的“权威性”,他说在这座受“码头文化”影响的城市,人们性格里粗放中带着直接,“对方强势一点,才会觉得不是哄着自己。”刚住进医院的时候,武强生按照网上的各种信息,准备了一箱子药带过来,丁新民直接说:“先别吃了,这些不见得对你有好处。”武强生很信服这种沟通方式,听从了医嘱。

  疗伤:创伤后应激障碍需要“心药”医

  12层病区一个60多岁的阿姨每晚都会按下呼叫铃两三次,她说自己总是憋气。护士赶过去,发现吸氧设备正常,查了血氧、血气也都没问题,谁都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。

  医疗队里来自同仁医院的护士韩遵海怀疑,这是PTSD(创伤后应激障碍)的症状,应该与某段特殊的经历有关。他想试着找阿姨聊聊,但开始老人总是东拉西扯,绕着重点说。

  聊过几次之后,韩遵海终于弄清了原委。阿姨最初感染的时候,老公去医院替她排队,她一个人在家里突然被憋醒了,喘不上气来,“缓了很久才打出去电话求救”。

  那晚噩梦般的经历,不光刻在了阿姨的记忆里,也刻在了她的身体上。即使好转,阿姨对吸氧的心理依赖依然没法减轻,她基本不下床,氧气总是开到最大流量,站在旁边都能听到呼呼的气流声,“好像这样能给她带来安全感”。

  韩遵海开始试着暗示她晚上醒来的次数少些了,然后鼓励她坐起来,接着就是摘下氧气面罩、在屋里走动。看见阿姨真有改变,韩遵海赶紧鼓励,“您这状态真棒,明显好多了”。

  突然有一天,阿姨跟韩遵海说,自己找到憋气的原因了,“是输氧那管子我没弄好角度,堵住了。”韩遵海当然知道这不是症结所在,但还是表示了“祝贺”,他顺势建议,可以试试供氧等级低些的鼻导管,阿姨应了下来。没几天,她就摆脱了对吸氧的依赖。

  出院:收获“健康最重要”

  那天在12层,一个女患者乐呵呵迎上来,“我明天就要出院啦!”

  看见她,苑晓冬也乐了,“你口罩怎么又戴反了?”

  这个女患者之前就闹过笑话,戴了两层口罩,都是反的。她赶紧解释,是医生进来的时候太紧张了,逗的屋里人全乐了。病房里其他人也在好转,几个病人拉着苑晓冬,一定要留下张合影。

  又一批核酸复查结果发到了医患群里,名字前打钩的都将在近期安排出院。几位患者相约,之后一定要聚聚,跳舞、喝酒、打麻将。医生也感慨,由耳鼻喉科病房改建的12层病区,也许就快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了。

  苑晓冬希望,每个患者出院时,除了一张康复证明,还能得到些别的东西。他问过几个病人,经过这次有了什么收获,回答大多是“健康的重要”,这是一个很标准的答案。

  人物故事

  “我知道失去亲人的痛苦 但可能怎么安慰都是苍白的”

  方姐和丈夫一起住进了协和西院,不在一个病区。她一度不知道丈夫去世的消息,也不知道自己成了12楼医护的“重点关注对象”。

  有时候方姐会问,为什么和老公最后一次视频通话后,就没人再接听了,反应一向机敏的韩遵海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“其实不是不会撒谎,是不忍心,怎么说都不对劲儿。”他说。

  后来方姐还是知道了真相。这时韩遵海的同事马磊“接棒”了对方姐的疏导。一天晚上10点多,看见方姐病房的灯还亮着,马磊走了进去,开场白很直接:“我知道您失去亲人的痛苦,但可能怎么安慰都是苍白的。”

  方姐突然哭了,说自己这些天一直在忍着。

  马磊之前特意请教了医疗队的心理专家,要和患者“共情”,把自己摆在哪个位置很重要。马磊主动说起了去年的一段经历,很要好的同事突然去世了,自己很伤心,哭了好几天,“我觉得您也应该正确面对自己的情绪。”

  方姐开始说起自己的家庭:她和丈夫是二婚,丈夫的孩子一直在怪她,认为她没有全力去救,“但我真的在医院照顾了他三天三夜,一直没合眼,直到我自己也被感染了。”

  方姐给马磊看了住院以后她和丈夫的聊天记录,“我知道你很难受,要坚强、听医生的话,虽然见不到你,但是我爱你。”那时候她还不知道丈夫已经不在人世了。马磊从护士站找来一个本子,上面写上了方姨的名字,她让方姨把每天想说的话写在上面,不用给任何人看,“多少年以后,时间可能会冲淡一些东西,但还能看见对他的思念。”

  那晚聊到最后,马磊想拉拉方姐的手,可她一直在躲,“其实我也想抱抱你,但我还是病人。”方姨说。

  最近一次查房时,苑晓冬告诉方姐,她的CT恢复得很好,怕她不信,苑晓冬特意重复了一遍:“我反复看了几次,真的特别好,没骗你。”一直紧攥着双手的方姐,笑了。

  本组文并摄/本报特派武汉记者 刘汨

  (除医护人员外均为化名)

【编辑:叶攀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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